方剂学的学习，核心在于透彻理解方义，而方义的分析必须建立在“理、法、方、药”一脉相承的整体思维之上。任何一首方剂的产生，都不是药物的简单堆砌，而是源于对病因病机的深入认识，并在此基础上确立治法，再据治法选择方剂，最后落实到具体药物的配伍与剂量。

若离开病机去谈治法，治法便成了无源之水；若脱离治法孤立地分析药物，则难以揭示方剂的真实内涵。因此，学习方剂必须从病机入手，沿着“证—法—方—药”的思路层层推进，方能真正把握方剂的精神实质。

从单味药到复方，是由“量变”到“质变”的飞跃。单味药有其固有的性能、功效与主治，但一旦进入复方，药物之间便通过配伍关系产生新的综合效应。某些药物在方中成为主药，直指病机核心；某些药物起到辅佐、加强或制约的作用；还有的药物用于引经、调和、矫味。复方的效用并非各味药效的简单相加，而是通过君臣佐使的有序组合，形成一个针对特定病机的整体治疗体系。只有在整体观的指导下，分析药物之间的协同与制约，才能真正读懂一首方剂的“结构之美”和“用意之深”。

在具体学习过程中，方义分析应紧密结合主治病证。任何一首方剂，都是为解决某一类证候而设，其功效、配伍和用药重点，均围绕该证的病因病机展开。分析时既要看方中哪味药针对主要病机，又要看其他药物如何加强主治、兼顾兼证、避免偏胜，还要考察药物之间是否形成合理的配伍关系。通过这种由整体到局部、由主到次的分析方式，才能全面理解方剂的功效构成及其临床运用的依据，从而避免死背方名与药味的机械记忆。

另外，准确把握方剂的适应证，是方剂学由“学”走向“用”的关键。所谓“方证相应”，即某一特定证候，必有与之相对应的主方；只要证候成立，方剂便可应手而用。

如小承气汤由大黄、厚朴、枳实三味药组成，是《伤寒论》中经典的攻下方剂之一。方中大黄为君药，性苦寒，善于泻热通便、荡涤肠胃实热；厚朴苦温，能行气除满、消胀散结；枳实苦辛微寒，长于破气消痞、导滞下行。三药合用，一泻、一行、一导，共奏泄热通便、行气除满之效。该方虽属承气汤类方，但药味简洁，侧重于气机的通调与腑实的轻下，体现了“通因通用”“气顺则腑通”的治疗思想，在临床上多用于里实热结而正气尚可、腑气壅滞而不甚坚硬之证。

小承气汤与调胃承气汤同属轻下之剂，但二者在配伍与侧重上各有不同。

调胃承气汤以大黄、芒硝、甘草三药组成，着重于清泄胃热、软坚润燥，偏于“清”“软”“润”；而小承气汤不用芒硝与甘草，泻热之力相对减弱，却加入枳实、厚朴两味气分药，显著增强了行气、消痞、除满的作用，更偏重于“行”“破”“导”。因此，小承气汤的通便更多依赖于气机的推动，而非单纯依靠咸寒软坚之力，适用于大便不通而腹满痞实、按之尚有弹性，且无明显燥屎坚结者。

在《伤寒论》中，大小承气汤常被对举对比，体现出泻下轻重与病情缓急的辨证思维。

大承气汤峻下实热，适用于阳明腑实重证，故仲景多用“当下之”“急下之”等语，以示其泻下之力迅猛果断；而调胃承气汤与小承气汤则常用“和之”一语，如“与小承气汤和之愈”“以小承气汤和之”等，表面看来似乎强调“和”，实则是通过与“大承气汤的峻下”相对，突出其泻下之力较为平缓。此种表述方式，本质上是一种相对性语言的运用，而非治法属性的根本改变。

“和之”一词若脱离语境孤立理解，极易产生误读。小承气汤虽被称为“和之”，但其治法依然是攻下法，只是攻下的力度较轻、行动较缓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“和法”。所谓“和法”，在六经辨证中主要对应少阳病的调和枢机，而小承气汤所治仍为阳明腑实之证，病位在里，治法在下，绝不可因一个“和”字而将其误归于调和少阳之剂。这正说明，经典语言往往具有高度的概括性与相对性，若拘泥字面，极易背离原意。

从方法论上看，这一问题充分体现了中医经典研读中的相对性思维。仲景在行文中常常采用对比、映衬的手法，通过强弱、轻重、缓急的相对表达，揭示方剂与病证之间的微妙差异。大承气汤之“下”，是相对于小承气汤与调胃承气汤而言的“峻下”；小承气汤之“和”，则是相对于大承气汤而言的“缓下”。两者并非治法性质上的根本对立，而是在同一攻下体系内部的层次区分。这种相对表达，既避免了绝对化的僵化分类，也为临床提供了更灵活的加减与取舍空间。